精益管理作为一种管理模式并不难理解和掌握。但为什么在国内企业的应用并不理想？甚至在一些企业中，尽管应用了精益管理，绩效得到了提升，但却流失了大量员工，最终绩效下降。有的企业搞了精益管理，就像ISO一样，忙了一阵子，最后无疾而终，变得像项目一样。
日本管理的精髓:工作与生活相通，管理与习惯融为一体。
我带领一个蓝狗的几十人管理顾问团队，给国内几十家中小型工厂做厂内辅导。发现精益管理在日本难以落地有深层次的原因。尤其是经过我在日本的调查，尤其是日本人的生活习惯，我们发现了国内企业精益管理的根源:人的习惯。
日本人的生活是精益的，或者说他们过着精益的生活。在生活中，日本人特别强调节约和杜绝浪费。精心制作的精准日式料理，会让你品尝到什么叫或多或少，恰到好处。
日本人对守时的要求很高，这会让你觉得生产上的守时只是生活上守时的延伸。
无处不在的整理、整改、清扫、保洁，让你觉得他们过的是“5S”生活。由此可以知道为什么日本人在工作中能坚持“5S”了。
一切顺其自然:工作与生活相通，管理与习惯融为一体。这是日本管理的精髓。
日本人以小气吝啬为荣，所以讨厌浪费。中国人以慷慨和英雄主义为荣，所以我们不怕浪费。
日本人崇尚愚拙(过分的正直)和乡土味(单纯)，所以不求伟大，但求完美；不做第一，做唯一。他们的工厂老板有“工匠精神”，喜欢脚踏实地，深入生产现场。
中国人崇尚灵活和时尚，所以我们只求伟大，不求完美；宁要鸡头，不要凤尾。我们厂主有“商业精神”，喜欢和人打交道，在生意上表现精明。
中国人和日本人有很多不同，所以我们不能轻易学习他们的管理模式。
但既然都是东方文化，中国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为日本文化的源头。正如一位日本企业家所说，他们管理是一手拿着算盘，一手拿着论语。可见中国文化对他们的影响之深。
这样看来，他们应该和我们有很多共同点。分析这些相似之处以及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是我们学习日本管理的突破口。
东方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其内在的矛盾性。中国人不仅流行“生不如死”的保命文化，也崇尚“生不如死”的诚信文化。这个人会做的事情，会按照自己的需求，以特定的形式灵活处理，这就是所谓的弹性。
日本人的生活习惯也有很多矛盾:这是一个非常强调等级制度的社会，但他们却在收入上力求平等。因此，中产阶级规模庞大，被称为“一亿中产阶级”。同时，他们这些世界知名企业的CEO收入比我们想象的要低很多。等级和平等是一体的。
尊重和服从，这两个往往是矛盾的价值观，也会在日本人身上得到统一。作为消费者，你在哪里都会受到尊重。作为制作人，首先要学会服从别人，而不是被别人尊重。
在日本式管理中，残酷与善良的矛盾是兼容并包的。“终身雇佣制”是日本人发明的，体现了同心同德的仁政思想。这就是一手拿着《论语》的意义。
其实日本文化是出了名的残忍，日本式管理恰恰是武士道精神在企业管理中的体现。精益管理中的“零库存”模式，员工在出现异常的情况下有权“拉绳子停止整条生产线运转”的模式，都体现了自我压迫，最后一站的心态。是被杀后生的心理表现。
当然，从武士道提倡的自残可以看出日本文化的残酷。在生活中，日本社会也是一个没有人情味的社会。只要去日本的游戏厅和温泉，就能深切感受到老人与子女之间的脆弱关系。在那里，到处都是满头银发的孤寡老人。这样的场景，在国内类似的地方，你几乎不可能看到。
这种善良，这种单恋，日本人都有。有时候，你真的不知道这是一个感性的群体，还是一个无情的群体。日本文化内在矛盾的深度由此可见一斑。
问题是:为什么中日文化，既是东方文化，又是矛盾文化，使得中日两国在企业管理上有着根本不同的文化基础？显然，这种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但它使企业管理大相径庭。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仔细对比一下就会发现，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都有内在的矛盾，这个特点是真的。然而，中国人处理内部矛盾的方式与日本人截然不同。
中国人用的是“变通”。有矛盾，但我们可以统一自己。需要这个，用这个，需要那个，用那个。矛盾的两极，出现哪一极，都是自己选的。于是，一个人有两张脸，一件事有两个版本。说起来,“虽然…………”这种语法结构使用频率很高，在《鱼与熊掌》中比较常见，也比较模糊。把权力玩到极致，精明成了国粹。
日本人用“分离”。他们把不同的属性放在不同的情况下。根据不同的场合，人们强调不同的标准，而不是让个人来决定采取什么对策和表现。
所以，当他们把你当成一个品类的时候，强调的是对你的好。当他们把你当成另类的时候，就是对你无情。
当你作为制作人出现在制作过程中，服从就成了你必须表现出来的性格。而当你在生活中消费的时候，尊重就变成了你肯定能得到的回报。
在权力和地位方面，他们强调等级秩序。在收入分配方面，他们强调平等与和谐。
这种“分家”和我们的“变通”各有什么利弊？
“弹性”虽然统一了矛盾，但它赋予了个体选择的权利，允许个体在不同的情境下根据自己的需求做出灵活的决策。即不坚持后果管理原则，管理真相不明，管理措施完全由个人解决。最终的结果是:一盘散沙，三龙成蝼蚁。
“分离”也保留了矛盾。但它把矛盾的两极保持在不同的情境中，避免相互干扰，杜绝个人选择。
虽然他们的行为在不同的场合看起来很矛盾，但在特定的场合必须按照一个标准去做，个人别无选择。这为现代管理最需要的原则性、规范性和执行力提供了强有力的文化和习俗保障。
在日本的现代化进程中，这种“分离术”的应用使他们实现了西方科学管理与东方传统文化的结合:
在人们的精神和思想领域，他们更多地保持自己的传统。在人们的政治经济活动领域，他们吸收了更多的西方机制。这种精神与行为的分离，人与物的分离，实际上为东方文化如何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提供了一个示范和成功的社会案例。
如果日本企业家真的说他们的成功是因为一手拿着《论语》，一手拿着算盘，我们不妨把这个“算盘”理解为一种量化的管理思想和模式。就此而言，恐怕他们心目中的“算盘”早已是西方的科学管理，而非中国古代的“算盘”概念。
论语
可见，一手拿论语，一手拿算盘的说法，其实是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包容之意，只不过是两只手“分别”握着而已。
不像那些把论语送给别人的人，我们还是一手拿着论语，一手拿着算盘。另一只手在做什么？展示如何变得灵活。伤心！
其实看看中国近代史。历史上中国现代化的哪一次大进步不是伴随着这种“分离术”的采用？
毛泽东创造性地在军队中设置了管人管事两条线，做到了人管事，造就了一支强大的军队，为中国现代化的实施提供了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基础。
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政企分开，使人们的经济活动与政治活动相对分离，中国人找到了自由施展才华的“自留地”。中国活了！中国人有钱！中国经济腾飞了！
每一次进步都是以“分离”的形式进行的，而不是“适应”，这应该是中国近代史最有益的启示。
